1969年初春，北京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门口，一辆不起眼的小车停下来，走出一位穿灰色中山装、头发花白的老人。门岗愣了几秒，立即认出来了：他是叶剑英元帅。 厂里的领导出来迎接，场面谈不上热烈，但叶剑英仍然上前一一握手。到了办公室，他没有落座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去厂里看看吧。”他跟着厂领导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走，最后停在装订车间。秘书被告知，叶剑英今后就在这里劳动和学习。 装订车间的大桌案前，工人们正在手工折叠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封套。叶剑英坐过去，和工人们一样拿起封套，一折一压。这个工序不复杂，但他做得认真，每个封套都折得有棱有角。 就在这时，一位老工人凑过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叶帅，这里有规定，不能叫您‘叶帅’，只能叫您‘老叶’，还请您原谅。” 叶剑英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叫什么都行。” 一句“老叶”，把一个元帅叫成了一个普通老头。但在1969年的北京，这个称呼本身就是一种保护。叶剑英心里清楚，让他来印刷厂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周恩来。 此前，周恩来在电话里对他说：“叶帅啊，你被分配去新华印刷厂，先和群众接触，接受群众再教育嘛，参加学习班和力所能及的劳动，其他老帅都已经做了安排……”话说得平淡，用意却深。只有让叶剑英以“参加劳动”的名义走出家门、走进群众，才能名正言顺地保持与外界的接触，又不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把柄。 用叶剑英秘书后来悟出来的话说：这是“进退有度地将元帅一步一步保出来”。 叶剑英领会了这层意思，所以他在印刷厂待得安然。每天中午在厂食堂吃饭，他是广东人，吃不惯面食，每顿只吃一点点。后来厂里批准食堂中午给他加一个鸡蛋汤，算是唯一的“特殊待遇”。他带回家的不再只是文件，还有厂史、大批判简报和厂里印的《红旗》杂志，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看。 没过多久，邓颖超和陈云也来到同一个车间参加劳动。秘书猜想，这多半又是周恩来的安排，让邓颖超就近掌握叶剑英等人的情况，暗中看护。 印刷厂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。1969年9月，胡志明逝世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河内吊唁，叶剑英是副团长。两人在医院瞻仰了胡志明遗容后，当晚即飞回北京。 叶剑英曾对周恩来说，自己好久没有看到中央文件了，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了解，不便留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交流。话说得很委婉，意思却很明白：一个连文件都看不到的人，不适合出现在外交场合。周恩来没有勉强他，改让李先念率团参加后续吊唁活动。 同年10月，中苏边境局势紧张，中央发布战备动员令，大批领导人被“疏散”离京。叶剑英被安排去了湖南，先到长沙，后住湘潭，一待就是一年多。 在长沙，47军军长黎原以高规格接待了他，叶剑英感慨地说了一句：“只有你敢与我公开来往。”这话里有多少冷暖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 1972年，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回到家，他对秘书说：“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，不再管军队了，现在看来还要管啊！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。” 第二天，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召开。那个在印刷厂被叫作“老叶”的人，又重新站到了军队的面前。 从车公庄的装订车间到军委会议室，中间隔着三年多的冷落与漂泊。但叶剑英始终记得装订车间里那位老工人的话，记得自己低头折叠封套时，身边那些叫他“老叶”的人。 特别